本文的标题提供了强有力的线索：

通过观察我们发现，我们周围的世界日渐向好，我们对这种现象非常感兴趣，但是如果没有数字、日期或事实，这种观察有什么用处呢？马特·里德利（Matt Ridley）在其著作《理性乐观派：一部人类经济进步史》让我有了大概了解。我还要感谢安格斯·迪顿（Angus Deaton）及其著作《财富大逃亡：健康、财富与不平等的起源》带来的启发。如果没有汉斯·罗斯林（Hans Rosling）的网站（Gapminder上的统计数据让事实不言自明，并且颠覆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惯性思维方式）和马克斯·罗瑟（Max Roser）的网站（Ourworldindata.org），本研究就不可能完成。

作为行为经济学家，我知道，我们人类对负面信息的反应往往比对正面消息的反应强烈得多：这是我们石器时代以狩猎采集为生的祖先流传下来的生存策略。要理解现代世界，我们就需要明确，哪些发展将有助于改善我们周围的世界，在技术-逻辑引领变革的时代尤其如此。这不仅事关能否明智投资，还是抵御“开放社会”及其敌人的唯一方式（卡尔·波普尔）。只有在理性乐观的情况下，寻找个中意义才具合理性（纪念伟大的维克多·弗兰克尔及其著作《活出意义来：从集中营说到存在主义》）。

颠覆的创造性力量

“颠覆”：没有哪个词能更准确地描述我们所处的时代。颠覆，即在以数字化和人工智能为基础的科技的推动下，除旧布新，推陈出新。然而，在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，出现剧烈变革并不罕见。相反，它们是工业化进程的固有组成部分。早在1926年，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·康德拉捷夫（Nikolai Kondratiev，后被斯大林下令处死）就在其《经济生活中的长波》一书中，研究了科技发展的长期波动现象。后来的经济学家沿用“康德拉捷夫长波”至今。

康德拉捷夫的思想启发约瑟夫·熊彼特（Joseph Schumpeter）创造了一个至今依然广为引用的词语，即“创造性破坏”。如果熊彼特仍在世，他很可能会就“创造性颠覆”著书立说。

从蒸汽机、铁路和汽车，到信息技术、机器人和人工智能：突破性的创新始终是工作流程和社会结构变化的驱动力（见图1），从而促进社会繁荣。

全球国内生产总值（GDP）的增长直观地显示出了这一点。几个世纪以来，全球GDP的变化几乎微不足道。后来，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，全球GDP开始急剧增长，甚至呈现指数级增长。全球人口也随之增加，并在19世纪初首次超过10亿大关。然而，世界并未爆发罗伯特·马尔萨斯（Robert Malthus ）所担心的那种饥荒。农业科技创新不仅为越来越多的人口提供粮食保障，而且还促进了繁荣（人均收入）。在工业化之前，除掌握权势的精英阶层外，赤贫是所有人的生活常态。直到1980年代初，全球有45%的人口仍挣扎在绝对贫困线上（每天生活费用不足1.90美元）。今天，尽管全球人口已增至近75亿，但极端贫困人口比例仅为10%。如果没有创新，没有科技进步，全球许多人仍将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。

“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保持‘理性乐观’。事情往往比我们想象的好。”

马涵义（Hans-Jörg Naumer）

全球绝对贫困人口减少的同时，“全球中产阶级”也在日渐兴起。世界银行界定的国际“中产阶级”，包括以2011年购买力平价为基础，每日收入在11美元至110美元之间的人口。正如布鲁金斯学会所推断的那样，全球在2018年9月达到一个“临界点”：全球首次有一半人口成为“富人”或“中产阶级”，另一半人口为“弱势群体”或“穷人”。布鲁斯金学会预测，贫困人口减少和中产阶级增加的趋势还将继续。在贫困人口进一步减少的同时，到2030年中产阶级人口将会增至53亿。

在人口数量增长的同时，人口的预期寿命也在上升。在18世纪末，全球平均预期寿命不足30岁，而今已超过70岁。美国平均预期寿命接近80岁，欧洲更长。非洲平均预期寿命约为60岁，亚洲则超过70岁。

甚至从绝对值来看，衡量社会最脆弱群体情况的一项指标，即儿童死亡率也在下降。尽管全球人口以及儿童人口数量持续增长，但是五岁以下儿童人口的死亡率在1990年至2017年之间下降了50%。10岁至14岁儿童的雇佣率，即童工率在1990年至2012年之间也下降了50%。1990年，在10岁至14岁儿童的童工率为16%，到2012年，这一比例降至略高于8%的水平。

全球的日趋繁荣推动实现上述进步。这种繁荣不仅带来了医疗保健、清洁用水和电力，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，而且还促进了技术的传播。全球超过85%的人口用上了电。

与此同时，信息传播正在加速，全球能够获得知识和进入市场的人口所占比例越来越大（例如通过智能手机和互联网）。

例如：印度与尼日利亚。在这些国家，大约70%的人口拥有手机。而在中国，这一覆盖率几乎达到100%。信息传播使市场与价格更加透明，促进知识与创新，并推动竞争。

现状如何？

当然，每件事情都有两面性，这一点在环境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明显，尤其是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含量自工业革命以来呈指数级增长。工业革命前的多个世纪里，二氧化碳浓度保持在280 ppm左右，如今已达到400 ppm，而且还在上升。

但是另一趋势也值得关注：近数十年来，每一美元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呈下降趋势，能源强度（单位GDP的能源消耗量）也是如此。可再生能源在全球能源组合中的比例仍然较低，但是正在不断攀升。

Active is: 作为理性乐观派进行投资

世界正在改变，我们的投资方法也要随之改变吗？理性乐观派应考虑以下几点：

1.投资于股票——投资有形资产

对于这个最为重要的问题，投资者应扪心自问：“如果我们遵循了理性乐观派的范式，我是否也就投资了这种“乐观”、这种“转型”？“我是否参与了创新和价值创造？”这意味着要投资于公司（例如通过股票策略），并由此投资于实物资产。投资储蓄账户和政府债券的同时，不应减少对股票的投资。

2.投资于变革的驱动力

科技变革对每个行业和地区都产生了影响。因此，何不投资于那些带来了这些变化以及引领新科技应用的公司？

3.投资于“主题”而非国家和行业

繁荣与增长是创造性颠覆的一种体现。现有体系正在被颠覆，新的而且更好的替代方案正在形成中。这种颠覆将扩散至各国、各大洲以及各行业。按照国家和行业进行配置已过时了。

毕竟，并不存在所谓的“数字化行业”。数字化渗透到了每个行业，同时去芜存菁。人口结构变化是全球性现象，各地区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程度各异。并不是个别国家或地区才能走向繁荣，但凡存在自由市场、健全法律体系和竞争的地方都在走向繁荣。

未来的投资策略可能是“主题”投资，而非基于国家或行业的投资。这种策略关注的并不是公司所在行业或地区，而是公司是否是变革的主要受益者。

4.投资于更加美好的世界

世界在不断变得更加美好，但是仍有很长的路要走。童工仍然存在，世界部分地区的工作环境依旧恶劣，有些公司和国家治理不善。世界仍然存在着贫富悬殊、环境污染、人类碳足迹超标……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。

因此，对投资者来说，应投资于更加美好的世界。但是，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盈利机会。值得关注的是，近年来ESG（环境-社会-治理）标准在投资决策中变得日益重要。ESG标准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投资标准，有助于引导资金投向重视环境保护、健康工作环境和良好公司治理的投资对象。

这种方法长期被机构投资者采用，也在逐渐受到个人投资者的重视，投资专家/策略师尤为重视ESG因子整合。ESG标准已不再被视为是用来排除投资对象的目录，而是投资分析和证券选择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。学术研究显示，这未必就会损害投资者的利益。

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保持‘理性乐观’。事情往往比我们想象的好。

Active is: 作为理性乐观派进行投资。

Hans-Jörg Naumer